黑色星期五

　　2018年7月20日，对诚诚（化名）来说，原本应该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,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却让他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当天中午，诚诚一家正在吃午饭，爸爸接了个电话便出门了，家中剩下他、妈妈、还有爱调皮捣蛋的弟弟恒恒（化名）。爸爸刚离开，妈妈就拉着弟弟让他去厕所洗衣服，大概过了几分钟，妈妈从厕所出来，好像拿了什么东西，很快又回到厕所里，这一次她将厕所门反锁了。过了几十秒钟，诚诚听到厕所传来一声异响，接着是弟弟的喘息声和哭声。诚诚想要进厕所看看弟弟发生了什么事，可妈妈却把他拉出家门，并把家里的铁门关上。诚诚被妈妈拉着一直跑，可是他想着弟弟，便用力挣开妈妈，掉头跑回了家，诚诚喊弟弟开门，可是弟弟只是一直哭，没有来开门。还好不久爸爸回来了，打开了厕所门，诚诚看到弟弟倒在地上，身上和地面都是血……与此同时，妈妈自己跑到城区的一超市报警，已被民警带走。

疑心病作祟

　　俗话说，虎毒不食子，为何本案中的被告人毕某竟如此狠心？这一切都起源于疑心病。据毕某投案后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及辨认笔录，她在案发前一段时间梦见丈夫与其表姐有染，当面质问丈夫多次皆没有得到正面回应，于是她怀恨在心，案发前两三天她就曾想不开，想割脉自杀但未果。案发当日，她又想起此事，觉得自己受到欺骗，心中气愤，于是趁丈夫外出，便想打死平时特别不听话还经常骂人的小儿子以报复丈夫。丈夫也证实，妻子毕某案发前便有些反常，经常无缘无故去敲别人家的门大吵大闹，并说他有外遇之类的话，案发当天家中监控被妻子用布挡住，只能听见妻子叫小儿子到厕所后“砰砰砰”的声音和小孩子哭的声音。后经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，毕某患心境障碍，抑郁发作，案发时处在“抑郁发作”期，对本案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，但具有诉讼能力。

检察官办案

　　经鉴定，恒恒头部多处粉碎性骨折，部分为凹陷性骨折；据医院病历记载，伤者伤后神志嗜睡，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。案发后，为了治疗，这个家庭已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，虽得到社会捐助10多万元，但在前期治疗也全部花费殆尽，且家中上有身患残疾的老人，下有未成年的孩子需抚养，这个穷困的家庭已无力承担后续治疗费用。

　　潮阳区检察院在案件审查过程中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困难后，便立即联系恒恒父亲，引导他办理申请国家司法救助的材料，正式展开救助。在接到恒恒父亲的司法求助申请后，潮阳区检察院迅速启动救助程序,按照司法救助的相关规定，组织办案人员对该案进行全面审查，在核实申请条件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后，立即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司法救助决定，最终为恒恒家庭申请了22000元的司法救助金并及时予以发放，缓解其家庭生活困难。同时，承办检察官还帮助其联系有关学校，落实恒恒的入学问题。目前，恒恒已基本恢复健康，重返校园。

　　2019年3月22日，该案开庭审理，潮阳区检察院认为，毕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（未遂），鉴于其有自首情节和家中的实际情况，遂提请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从轻判处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毕某无视国家法律，持械故意杀人，致人重伤，侵犯他人的生命权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，检察院指控其犯故意杀人罪（未遂）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指控罪名成立。最终，法院依法予以减轻处罚，以故意杀人罪（未遂）判处被告人毕某有期徒刑三年。

检察官释法

　　《刑法》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，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所谓“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”，是指精神病人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，由于精神障碍，致使其辨认能力减弱，控制能力下降。这类精神病人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，一方面具有一定的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，因此应当承担刑事责任；另一方面，其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又因精神疾病而受到明显削弱，所以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。本案中，由于缺乏沟通和关爱，丈夫对妻子的猜疑和异常行为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方式，致使毕某心理崩溃，对生活失去信心，进而演化为对丈夫的气愤和生活的绝望，导致心情压抑无处排解，形成心理疾病，最终激发矛盾。毕某在案发时处在“抑郁发作”期，对本案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　　二、司法救助是检察机关践行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途径，也是司法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。司法救助工作，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，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，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，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济措施。本案中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重伤，而加害人系其直系亲属，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，造成生活困难，符合司法救助情形，故潮阳区检察院予以救助。

　　三、毕某为“报复”丈夫杀害亲生儿子的行为，不仅是对生命权的漠视与践踏，更是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。无论如何，生命都是无价和至高无上的，敬畏生命、尊重生命，是每一个人最起码的人性和良知，任何践踏生命的行为，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和良心的谴责。